在知识的长河中，古籍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智慧的火种。从澳门大学图书馆最初仅有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柜子，到如今拥有专门馆库的古籍馆，这一发展历程堪称一段传奇。特别是自澳门特区成立后，澳大图书馆在古籍收藏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部分馆藏更是被列为 “国宝级” 珍品，成为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本期《澳大人》将带您一同探寻这些珍贵古籍在当代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以及学者们如何巧妙地借助这些丰富馆藏来发现研究的新方向。
                          

  向学术先驱致敬

一册册历经岁月沧桑的古籍，宛如一部部厚重的史书，默默诉说着朝代的兴衰更迭、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澳门大学古籍馆中，那一排排精美的花梨木书柜上，整齐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古籍，它们跨越了中西文化，成为一方文明积累的生动缩影。

古籍馆坐落于澳大图书馆一楼特藏区的正中央，这里珍藏着众多跨越五个世纪的珍贵文献。无论是西方数学古籍、葡萄牙特使手稿，还是明清时期的善本，都蕴含着宏大的全球史视野，同时也见证了澳门这座城市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馆内珍藏的 1491 年出版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摇篮本尤为珍贵，它不仅是中国目前仅有的孤本，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只有 84 家图书馆有幸收藏，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如果把图书馆比作大学的学术心脏，那么古籍馆就好比是前人智慧结晶的宝库。” 澳大图书馆助理馆长梁德海这样说道。梁德海先生于 1984 年加入澳大，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图书馆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他亲眼目睹了古籍从最初没有合适的储存空间，到如今被妥善保存在专属书库的这一巨大转变。他就像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能够详细地讲述澳大每一本古籍背后的收藏故事。

       他深情地表示：“每一本藏书都承载着深厚的学术与文化价值。大学对这些古籍倍加珍视，这不仅是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对学术发展的有力推动，更是对学术先驱们心血的崇高敬意。”

  寄予澳大人厚望

澳门大学古籍馆拥有大量珍本、手稿以及独特的藏品，其典藏涵盖了历史、文学、哲学、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展现出极为广泛的学术视野。古籍馆能够发展到如今的规模，除了馆方自身的不懈努力外，也离不开社会贤达们的慷慨捐赠。

在众多捐赠者中，对澳大馆藏贡献最大的当属澳门华人领袖、东亚大学（澳大前身）第一任校董会主席何贤先生。梁德海回忆道，上世纪 80 年代初，何贤主席从汪宗衍（晚清民初政治人物汪兆镛的后人）手中购入了一批家藏古籍，并明确指定捐赠给澳大图书馆。这批珍贵的书籍包括汪兆镛所收藏的岭南文献和地方志，以及近现代国画家邓芬所收藏的《二十四史》，共计 2000 余册。梁德海还引用了当年何贤先生赠书时的寄语，他殷切期望澳门的青年学子能够秉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涵养，积极推动澳门的学术发展。

另一位值得缅怀的赠书者是简丽冰博士，她是香港大学图书馆前馆长，于今年九月与世长辞。在澳大古籍馆的西方典藏书柜上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正是香港大学图书馆捐赠的 19 世纪西文古籍。梁德海回忆说，这批书籍当时装满了六个麻布袋，于 1984 年通过香港船运抵达澳门。“但由于当年校园内没有适合藏书的地方，没有人敢拆开，只能先搁置一边。”
                   

古籍被闲置的命运一直持续到 1999 年底才得以改写。那一年，澳门特区成立，澳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成立了特籍组，专门负责整理各界捐赠的珍稀古籍。梁德海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协助处理中西古籍的分类、编目和上架工作，承担起了古籍的收集、保存和推广的重要任务。

随着澳大社会声望的日益提高，大学图书馆得到了越来越多社会贤达的慷慨捐书。2007 年初，大学接到了一位社会人士的来电，他希望在临终前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澳大。这位人士是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学者陈炜恒，曾任澳门日报记者。他收藏的古籍多达 500 多种，共计 1022 册，其中 120 种与澳门史息息相关，涵盖了戏曲、艺术、宗教等领域，生动地反映了澳门从明朝至晚清的历史变迁。梁德海引用了陈炜恒先生的遗言，他表示希望这批古籍在澳大能得到妥善的保存，并为后世所用，推动学术研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当时旧校园图书馆已经设有古籍室，但只是陈列在角落的一小部分。梁德海指出，尽管如此，社会热心人士捐赠的这些珍品，成为了澳大迁校后筑建古籍馆的核心支柱，也充分体现了各界对澳大作为国际性学府的殷切厚望。

  形成大学馆藏特色

从旧校图书馆的一室之柜，到迁校后坐拥一方的书库，澳大古籍馆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目前，馆内古籍数量多达 35000 册，其中更是入藏了罕见的明清善本 100 余种。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博士自 2018 年上任澳大图书馆馆长以来，致力于推动大学馆藏发展，并在收集古籍方面加大了力度，进一步丰富了馆藏特色。

吴馆长表示，经过 25 年的持续探索，澳大图书馆在收集古籍方面已经形成了具有澳大馆藏特色的标准：一是注重地方色彩，添置与中国或澳门历史文化相关的文献，积极推动文化传承；二是迎合学科所需，重点收集文献，大力支持大学的学术及研究发展；三是珍视珍稀书籍，如孤本或善本文献，以此来彰显对前人思想的尊重。

在中文古籍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三部明朝刻本，分别为《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义》《重校正唐文粹》《宗忠简公文集》，这些刻本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但仍然保存良好，品相上佳，且含有名家藏印，校跋传承有绪，具有极高的文物、历史和文化价值。这三部刻本先后被国务院及文化和旅游部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及被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选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国宝级” 珍品。
                    

至于西方古籍方面，其收藏也别具特色。例如，第一本以欧洲人视角，较为系统、客观和全面地对 16 世纪中国各方面进行描述的《中华大帝国史》（西班牙语）；记录了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在华传教经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拉丁文）；还有记录葡萄牙使臣往返澳门和里斯本所见所闻的《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特使麦德乐朝觐雍正皇帝纪行（1725 - 1728）》手稿本（葡萄牙语）等，这些珍贵的文献对早期中葡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公诸同好

在澳门大学图书馆积极从各方收集中西珍品的同时，也主张对外分享，大力推广古籍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在建馆之初，由于古籍数量较大，而且中文古籍大多缺乏出版年份，难以区分其所属的朝代，部分甚至存在纰漏，因此需要专家进行校勘，以确保书目归类的准确性。

鉴于此，特藏组在 2005 年与澳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邓骏捷合作，开展了一项难度相当高的研究工作。他们需要逐本校勘，从古籍的蛛丝马迹中判断其出版年代。在邓教授的不懈努力下，图书馆于 2006 年成功出版了《澳门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图录》，为师生查找所需的古籍数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推广古籍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馆藏中文古籍对学界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澳门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于 2015 年发行了大型古籍丛书《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澳门大学图书馆卷》（全十二册），这也是《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中首部中国境外图书馆的分卷本。

多年来，澳大图书馆对中西古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每年都有不少海外专家学者专程来到澳门，只为到澳大古籍馆翻阅这些珍贵的藏书，寻找学术研究的突破口。

  教研资源宝库

籍作为连接古今的重要载体，其学术价值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不仅推动了多学科的研究，还为师生提供了宝贵的教材资源。澳门大学的古籍馆不仅作为一个数据库，助力学者们探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更是激发学生学术兴趣的教学场地。

例如，澳大历史系的课堂经常会安排在古籍馆进行，让学生们有机会亲自翻阅相关文献，帮助他们更好地感知和代入历史情境。李凭教授就是其中一位非常喜欢到馆内授课的老师，尤其是当他讲解《二十四史》时。澳大收藏的五省官书局合刻本（清），从《史记》到《明史》卷册完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课堂内容。
                    

李凭教授与其博士生曾对澳大收藏的局刻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二十四史》在民间流传的版本众多，仅在澳大图书馆就已有四个版本。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也常常参考不同版本古籍上的名家阅读心得和批注。

在社会科学领域，澳大不少学者借助古籍的文献记载，为解读中外关系、澳门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传播系副教授林玉凤聚焦于媒体与社会的互动，从基督教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报业史。她对澳门报业史所进行的微观研究，就是充分利用古籍馆资料而取得的丰硕成果。
                                                     

  不负所托

古籍得来不易，其价值在于被后世学家所珍重，从而发掘出新的知识。澳门大学古籍馆从建馆至今，始终坚守着传承文化的精神，让师生们在学术的海洋中受益匪浅。如今，澳大图书馆已经对重要的中西文古籍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供大众、专家学者在线阅读，以进一步推广古籍文化。

馆长吴建中博士表示：“古籍馆今后定当不负所托，将继续秉承既有的使命，助力师生们上下求索，将典藏的精髓传承下去，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